周末德國大選對德國選民而言，象徵一個「維持現狀」時代結束。儘管主要競爭者爭相以梅克爾繼承人自居，以接收其政治資產，部分政策將在後梅克爾時代出現改變，是可確定的，其中，應包括我們最有感的德國對中政策。
在梅克爾主政十六年期間，她的中國政策是以經濟關係作為定位與基調，儘管她與北京曾因接見達賴喇嘛而有低潮，但她仍是Ｇ７中對中最友善的大國領袖。她以經濟關係定位德中關係，放在全球經濟體系變遷的大脈絡下看，是一個相對合理的政策。
梅克爾於二○○五年執政，正逢中國大陸加入ＷＴＯ，進入全球生產體系的經濟崛起階段；彼時的中國大陸對德方是快速成長、機會無限的蓬勃新興市場。對中方而言，世界工廠的需求與機遇，成為長於精密機械的德國製造業最主要客戶。梅克爾任內訪中十二次，到訪城市均為德國企業投資重鎮，她的訪中次數與地點選擇，很大程度地說明了德中關係的本質。
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對德國出口型經濟，在梅克爾主政期間得以維持高成長、低失業，功效顯著。德國經濟表現在歐元區一枝獨秀，使得德國在歐債危機發生後，實質性壟斷過去與法國共享的歐洲領導權，梅克爾亦成為歐洲的全權領導者。
然而，此一共同富裕的德中關係，在中美貿易戰後已不復返。全球經貿脈絡在中美對峙，不因美國政權輪替改變，浮現了新常態，進入了新路徑；中國大陸的發展目標不再是改革開放，而是追求產業自主以達到國家自主的新軌道，加速去美國化，或者說是去西方化。過去對德國製造業高度依賴的德中關係，自然也面臨了調整與去化。
國際大環境變遷也交織著產業發展的變遷。經過多年追趕、模仿、學習與優化後，在例如綠能、汽車製造業等產業，中國大陸不再是德國的消費者，而是有競爭性的對手關係。換言之，即便德國的新政府願意繼承梅克爾路線，將雙邊關係定位在經貿關係，本質也已從依賴質變為競爭。
在全球經貿與產業發展都翻過一頁的現實下，後梅克爾時代德國對中政策將出現一定程度改變。此次德國大選，對中政策罕見成為議題焦點，以及百分之四十七德國民眾在一項民調中認為中國大陸是對手，或是有衝突的敵對者，說明對中政策轉變，已逐漸成為德國政治新共識。新共識會如何與變化中的歐美關係共伴，從而牽動歐盟的兩岸政策，是值得觀察的。德國因素的到位，始終都是歐盟對外政策出現轉折的充分要件。
本文刊登於聯合報民意論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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